读护理学的人:一个常被“调剂”的专业背后

来源:本站    发布日期:2024-07-10    阅读:11

艾菁2016年参加高考,她超出重庆文史类一本线40多分,被一所位于中部省会城市的211院校录取,调剂入读护理学专业。收到录取通知书时,她感到错愕,因为数学好,她第一志愿填报了会计学,“不知道护理学是干吗的”。

高考志愿是她自己填的。她的老家在重庆的一个镇上,她从小是留守儿童,初高中住校,父母在外地务工。父母和她之间的交流很少,“他们觉得没什么可以给我指导的”。

后来,班主任告诉她,学护理将来是去医院当护士,又苦又累,收入又不高。这让她想起老家的卫生所,那里的护士都是卫校出身,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了。

和艾菁一样,被调剂到护理学专业的学生不在少数。每当高考录取季,在院校的微博超话里常能看到提问:“被调剂到护理学能不能转专业?”“转专业有什么条件?”

由于不少高校护理学的录取分数不高,而学校在转换专业申请条件上,可能会要求“总分高于拟转入专业在当地招生录取最低分”。这也意味着,大多数被录取到护理学专业的学生可能不符合转专业的条件,将至少与护理学牵绊四年。

然而在“调剂”和“转专业”背后,大众是否对这个专业和职业有着某种偏见,它又是怎样的存在?

被调剂的人

升入大学前的暑假,艾菁在不安中度过。

父母埋怨她:“读那么多的书有什么用?浪费资源。”那个暑假,每当有亲戚问起艾菁考到哪里了,她父亲都会抢着回答,“考上重点大学,就是专业不太好。”如果旁人继续问,“医学类的”、“有点冷门”,成了家人对护理学的指代。

慢慢地,艾菁也不愿意提自己的专业,有人再问起,她就报高考分数,迎来的总是赞誉。

高中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一直做她的思想工作,劝她回去复读。艾菁高考语文发挥失常,只考了102分,换做平常,她能考进年级前五。“他们(高中老师)可能觉得我还有潜力吧。”

艾菁纠结了一个暑假,她亲历过一次高三,清楚地知道复读的难捱,没有退路,觉得重走一遭“一定很难受”。

但高中母校陆续给她开出,奖励一万元奖学金,免除学费、生活费,住在教师宿舍等丰厚的条件,让她有些动摇。此外,她从小胆子小,连恐怖片都不敢看,害怕即将开设的人体解剖学课程,“要是脑袋一片空白,课也学不好了。”

在大一开学一个多月的时候,她去到学院书记办公室递交了退学申请。学院书记劝她把退学申请拿回去,对方告诉她,当她大学毕业以后,就会发现专业并不重要,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。最终,艾菁决定留在护理学院,她担心丰厚的复读条件背后意味着“高期待”,而她害怕达不到“期待”。

刘磊的老家在江西丰城,作为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本科生,他一直是家人的骄傲。但作为男生,由第一志愿临床医学被调剂到护理学,入学前的那个暑假,他感到窘迫而无措。因为在他的印象里,护理学是培养护士的专业,而在老家的医院里几乎没见过男护士。

他所在的院校护理专业有81人,只有十名男生。在他看来,女生相比男生更加细心,而护理学是一个对细节要求非常高的专业。

例如针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的口腔护理操作,专业考试上,对于器材摆放、口腔清洁的顺序、更换湿棉球的频次都有明确的要求。“我们用一个嘴的模型练习,但实际上有的人嘴大,有的人嘴小,按照口腔清洁的标准各个地方都摸到,是不可能的。有的时候,ICU病人处于昏迷状态,也无法配合操作。”刘磊解释说。

根据他的观察,他所在班级一多半的人是被调剂来的,有50%以上的同学和他一样来自农村。

他称自己和周围同学对于未来的规划比较模糊,在专业选择、估分上面没有来自城市的同学清晰。

同样被调剂到护理学专业的梁春燕,老家在广东韶关,2014年参加高考时,她一心想留在广东省内,选一个不学高数的专业。她考上广东一所医药类的二本院校,以两分之差没被第一志愿的英语专业录取,也没有达到第二志愿传媒类专业的要求,被调剂到护理学。

她记得,刚入学时,班主任开年级大会,问:“第一志愿是护理学的举手。”二百多个人里只有十多个人举手,剩下都是被调剂过来的。

她所在的年级共有五个班,她们班有四十多个女生和六个男生,“原本有八个男生,但有两个没来报到,回去复读了。” 梁春燕没有复读的勇气,她原本就不擅长理科,随大流学的理科,复读一次,恐怕还考不上二本。

高考志愿也是她自己填的,对于填报专业时,勾选服从调剂意味什么,她也是懵懵懂懂。她说,父母都各自组建了家庭,从上高中开始,就自己拿主意。

“紧迫感”与“高门槛”

梁春燕印象里,护理学专业处处都渗透着“紧迫感”。

大一上学期,共有13门课程,周一到周五只有一个半天没有课,思政类的公共课程都要被安排在晚上。

生理学、病理学、药理学、细胞的化学与生物学、局部解剖学等基础医学的公共课程,临床医学专业要到大二才开设,护理学在大一就已开设;内外妇儿(指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)课程在临床医学专业大三、大四开设,却是护理学专业大二学生的必修课。

对此,梁春燕解释说,临床医学是五年制的,而护理学四年制,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把课程学完,但可能没有临床医学学得细,“比如说解剖学,我们需要识别哪块骨头、哪一块肌肉、哪个系统、哪个组织,但是临床医学学生可能还要学用刀去切。”

课业负担的沉重,使得护理学专业的学习氛围一直很浓厚。大学里不强制参加晚自习,但每次图书馆闭馆的铃声响起,她都能在图书馆门口偶遇到同班同学。有些大课为了节约时间,一连上近两个小时不休息,实验课解剖兔子、青蛙、老鼠,每次都要半天的时间。“有时太累了,大家就猜拳,谁输了,谁写实验报告。”

考试前的一个月,护理学专业的宿舍灯火通明。梁春燕记得,仅仅外科护理考试的复习资料就有一千多页PPT,打印出来和新华字典一样厚。

但她没有考虑过转专业,在她看来,在医药类的大学里,可选择的专业范围有限,临床医学、药学这样的热门专业,又转不进去。“我只听说过从这种专业放人出来,几乎很少有人转进去。”

此外,梁春燕觉得那时所在院校的转专业制度并不透明,“以前不会公开绩点排名达到多少分以上才可以转专业。”使得一些有想法的同学不敢尝试申请。

沈毅也感受到了“紧迫感”,他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护理学专业读大二。尽管护理学专业是他主动填报的,但他的志向一直是转专业到法医学专业。

沈毅是2021级的上海考生,那年复旦大学面向上海生源招生的很多专业最低录取分数不低于580分,而他以不到540分的成绩考入护理学专业。“因为护理学录取分数低,想进来后好好努力,争取转专业。”

他形容专业课的老师常常流露出一种很迫切的感觉,想要尽快培养出一批有素养的护理学人才。理论课上,有老师讲到护理学的历史、现状,情绪就会有些起伏,指出护理学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,以及临床上很缺护士,“归结到我们有责任,任重道远。”

沈毅拍摄于《健康评估》的课堂。专业课上,老师举到临床上的案例,经常要强调一句:“如果以后还想做护理的话,这方面要好好学。”

入学之初,沈毅看到专业培养计划书上面的字密密麻麻,特别拥挤。以前放在大三上的卫生统计学,在他们这届大一下学期就学了。学院老师解释称:先学一些护理科研的内容,对参与学院项目,写论文、写报告都有帮助。

沈毅大二下学期的部分课表。在复旦大学,不少专业有两次申请调转的机会,一次在大一,一次在大二。但每个专业对于转入的人数有名额限制,热门专业的竞争越发激烈,冷门专业却可能无人问津。据沈毅观察,大一结束时,护理学院有二十多人转走,但没有人转进来。而他留下来的理由是,提一提绩点,大二再转。

艾菁放弃了提交转专业申请,她所在院校每个专业转出和转入的人数都有名额限制,大一绩点排名年级50%左右的她,担心递交了申请,却没转成功,“给老师留下排斥这个专业的印象”。与此同时,金融、会计类的专业课业难度大,大一就开设了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等课程,她担心去了也跟不上进度。

“所以我觉得既然不知道要选哪个,不如就读上天替我选的(护理学)。”艾菁说。

在艾菁所在四人寝室里,有一个室友和她一样迷茫,放弃了提交申请。另外两名室友,都坚定地想要离开。其中一个忍受不了熬夜,转去了计算机专业;另一个室友家里有长辈是口腔科医生,提交转专业申请时才发现口腔医学专业这一届不招转专业学生,于是选择退学复读。

每届大一结束,申请转专业的时候,护理学院都要经历一段人心惶惶的波动。艾菁经常听到有同学抱怨:“护理学得好的人,才有资格转专业,学得不好的人反而转不了。可学得好的人为什么要转走?”

“护士不止是打针、发药”

在艾菁原有的认知里,“护士只会打针、发药,像在流水线上工作。”

但在大学里,她不但要学基础医学、组织胚胎学、系统解剖学等专业课,还要学心理学、护理美学、职业礼仪等课程,目的是在临床上达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,让病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能得到照护。

在护理职业礼仪实验课上,艾菁要练习站姿、坐姿、走姿,以及化妆。她印象深刻的一次,老师讲了两节课的PPT关于如何画眉毛,并请来化妆达人做分享,直到所有同学画眉毛都过关了才下课。而在插花课堂上,为了培养审美,老师买了很多新鲜的鲜花给学生练习。

尽管到了临床,艾菁很少化妆,插花的技能也很少有用武之地,但她觉得学得越多,能给病人提供的帮助越全面,“护士好像也挺厉害的”。

2019年6月,大三暑假,艾菁去到一家位于深圳与学校有合作的三甲医院实习,并在毕业后被留用。

她所在的医院实行责任制整体护理,每个护士要管六到十名病人。除了最基础的打针、输液、发药,在内科实习时,护士的工作还会涉及给病人输血、化疗、放疗、心电图等。输液泵、注射泵、肢体气压治疗仪,红外线烤灯、微波治疗仪等设备都是由护士进行操作。

艾菁印象最深的,是在血液内科实习时,血液内科病人到了晚期经常有病情变化,半夜突然呼吸困难,多器官功能衰竭,护士需要随时准备配合医生抢救。

而在血液内科,给病人打针、发药、生命特征检测都更加频繁,化疗病人用于输液的中心静脉导管也需要护士来维护。“有些病人(中心静脉导管)置入之后,每天需要换药,要把一个很大的贴膜撕下来要给他消毒。”遇到病人情况不好的时候,这个操作需要一小时才能完成。

“最夸张的一次,我晚上八点下班,加班到凌晨12点才做完自己班上的工作。” 艾菁说。

除了临床上的工作要处理,她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写护理文书,详细记录病人的生命体征,病情变化,填写血运评估、疼痛评估、营养风险评估、皮肤压力受损评估等量表,为医生诊断、治疗提供决策依据。

她记得有一个二十多岁白血病晚期的女孩,对方在医院里住了很久,状态很差。但她每次夜里查房走进去,对方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她——因为她脚步声很轻。

还有的病人和她说:“你打针怎么不痛啊?” “你是我住院这么多天,唯一一个打针不痛的护士。”

艾菁逐渐意识到,可能只需要多花费五分钟的时间陪病人聊两句,帮他拽一下没穿好的衣服,给他倒一杯水,就能带给病人很大的精神慰藉,让对方感受到温暖。

艾菁在护士站。梁春燕大三实习时,曾去到过新生儿科。值夜班的时候,她需要每隔一两个小时给新生儿冲奶、喂奶。她解释说,刚出生的孩子的胃和乒乓球差不多大,喂完一次,洗好奶瓶,又要按照一定的剂量冲奶,再分装到无数的小奶瓶里面。“一个个喂,喂完一波换一波纸尿片,一个晚上都没停的时候。”

还有的孩子需要护士整晚抱着睡觉,因为一放到床上他就哭闹,吵醒周围的孩子。

在梁春燕看来,护士的工作“不是培训三个月就能干的”。在大二外科护理的实验课上,他们要学习给病人插尿管,包括怎么去握阴茎,调整成多少度的角度才能够让管子从阴茎的尿道口插进去。而注射又包括:皮下注射、静脉注射、肌肉注射、皮内注射等,对于注射的角度、部位、力度、针头的大小都有不同的要求。

臀部注射实验课上,老师要求他们用手在模具上比划注射的位置,因为臀部也有很多神经。静脉注射考试,学生们两两一对,互相给对方注射。梁春燕专门去找了血管比较“漂亮”的同学做搭档。

“医生一句顶护士十句”

自从2020年本科毕业,艾菁已经做了几年的护士。但她时常产生一种无力感,感觉绝大部分病人没有那么信任护士,只信任医生。“医生说一句顶护士说十句,这是很多护士的心声。”

艾菁记得,有的时候,医生给病人一次性开很多检测项目,需要多次抽血。护士直接去抽血,病人会拒绝,甚至说他不想做这个操作。但护士反馈给医生后,医生亲自来说一句:“这个检测你还是要做的。”病人就同意了。

有些病情发生变化的病人不愿意上心电监护仪,因为身体有些数值异常时,心电监护仪会一直报警提示。但医生过来说一句:“安全起见,这个东西你还是要上的。”病人就会同意。有时艾菁感到惊讶,为什么自己解释了那么多,都不如医生的一句话管用。

还有的时候,她去给病人打营养液,病人会担心营养液是不是开多了。“但补液都是医生开的,护士只是去执行,医生有的时候也不会跟护士说那么多。”

可如果把医生叫来,她又会担心医生认为自己能力有问题,沟通有问题,所以病人不信任。有时医生在忙,也会很不耐烦。

此外,出现医患矛盾时,不少护士担忧医院会先在护士身上找问题。艾菁解释说,如果发生医患矛盾纠纷,需要打官司,就涉及定性。如果是护士的责任,事故等级更低,医院方面赔钱少一点;但如果是医生的责任,医疗事故等级更高,赔偿也更多。

艾菁和病人交流时,对方经常问她:“你是卫校毕业的吧?”得知她的文凭后,还会劝她“改行跳槽来我公司吧。”她也常听到病人之间的聊天:“护士懂个啥,你去问医生。”对此,艾菁从起初的沮丧,变得有些麻木。

在她看来,尽管护士的薪资也能达到深圳的平均水平,但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,而且护士的天花板比较低,“上限就是护士长,但是一个科室20个护士只有一个护士长。”

刘磊和艾菁是同一年毕业的,他在一所中部地区的三甲医院做手术区护士。他形容工作状态是“如履薄冰”。

刘磊提到一起新闻事件:2022年有一位产妇顺产两月后发现体内遗留纱布,后来事发地的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,称经过初步调查认定,是因助产士操作失误所致,暂停该助产士执业。

刘磊称医院领导曾以这件事作为警示案例,要求护士们“引以为戒”。但顺产接生过程当中,不是只有助产士,还有主治医生。在刘磊看来,即使出现事故,助产士能承担的也只是次要责任。“但护士相比医生处于弱势,没有话语权。”

而他所在的医院,有一个将做择期手术的老年病人,具备活动能力,也在有家属陪伴的情况下,在医院花坛边摔了一跤,他的责任护士因此受到处分。

在刘磊看来,很多年纪大的老年人,不管是医生讲,还是护士讲,都能听得进去。但一些学历较高,有社会阅历的人,可能对护士说的话比较存疑。

对此,刘磊有些无奈,“他们只信任医生,因为给他们治病的是医生,决定他们手术效果、治疗效果的也是医生。”

“有多冷就有多暖”

2022年10月,两年的规培期结束后,艾菁被分配到了最后一个实习的科室——骨科。她感到十分庆幸,因为在骨科碰到特重症病人的概率相对偏低,大多数病人是打球受伤、骑电动车摔了,“第一天住院,第二天手术,住三四天就能出院。”

还有一个原因是,她害怕面对死亡,害怕去看濒临死亡的病人的眼睛。她记得在血液内科实习时,濒死的病人大多数时候都全身浮肿,肤色暗沉,又很苍白。尽管在她的班次上从未发生过死亡,但实习的六个月,她总陷入莫名的焦虑和担忧。

艾菁记得一个身患白血病的癌痛病人,每次疼痛都到了打吗啡(强效镇痛剂)的地步,但吗啡只能管用一小会儿,药性过后她又开始声嘶力竭地喊叫,科室只能把她安排在单独的病房,和其他病人分隔开。直到有一天她没有力气不叫了,意味着她离死亡更近了。

“面对随时可能死亡的病人,护士的责任更大,工作强度更高。” 艾菁在血液内科的六个月,每周都有病人离世,还有三名规培护士被确诊为抑郁症。夜晚,她走在回家的路上,经常感到很压抑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她还很怕被病人问:“我是不是活不了多久了?”“我还能活多长时间?”她接受的训练告诉她: 不能给病人不现实的希望,但也不能消灭他的希望。艾菁通常会询问对方哪里不舒服,需不需要叫医生看一下,并让对方好好配合治疗。

由于护理人员的流失率比较高,艾菁所在的医院从2021年9月开始,由每班工作时长12小时的两班制,改成了长白班、中班、夜班三班倒的模式,护士每周需要干满40小时。

艾菁对护理专业的认知,由“读书不好的人才做护士”,转变成了未来对护理人才的要求将越来越高。据她观察,医院里年资高的护士大多是专科毕业,其中有一部分人读了成人本科,但最近三年,医院招聘的新人大多是本科学历。而高学历也意味着在护理病人、职业晋升、发表科研论文、参加讲课比赛等方面更具优势。

艾菁有时会羡慕没有从事护士工作的同学,不用承担这么重的责任。艾菁本科时的班级有50多人,大一转专业后,只剩下40人。毕业时,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选择读研,从事护理教育,或跨考法学、新闻学专业,还有的人报考了医院其他的医疗岗位,选择做护士的不到一半。

但她也逐渐接纳这份工作和高压力、高价值感的生活状态。只是过年回家,父母向亲戚介绍她工作的时候,还是习惯说,她在深圳的大医院做医生。尽管她强调过很多遍,自己是护士。

2021年5月,疫情期间艾菁支援核酸检测。2018年本科毕业后,梁春燕没有成为护士,而是进入了一家医疗公司,担任CRA(临床监查员),即接受药厂的委托,负责临床试验的监查工作。

这份工作是她在秋招活动上误打误撞找到的,她毕业那年,主动选择做CRA的人还比较少,很多人没有听说过,医疗公司给对口专业的学生一一打电话,才能完成招聘。

没有选择成为护士,梁春燕将一部分原因归结为:缺乏直面人间冷暖的勇气。她在实习期曾到广州一家传染病医院实习,带教老师带他们看过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肛门,已经溃烂感染。梁春燕感到难受,本能地想要回避。她的日常工作是每天给一名梅毒病人测血压、打针注射,接触到对方皮肤后,“心里面会膈应”。

她在肾内科实习时,每天都要给肾病病人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——24小时尿蛋白。“早上给病人发一个红色的桶,第二天早上去回收桶,把尿液倒进一个量筒里面测量,再送到检验科。”她觉得自己身上经常有一股尿骚味。而在给男病人插尿管时,她时常要克服“难为情”。

离开护理行业更直接的原因是——她是左撇子。尽管左撇子被允许从事护士工作,但在扎静脉输液针时,传统的静脉输液针柄为右侧固定,“相当于进出地铁刷卡阀门都在右手边”,对于用左手扎针,梁春燕始终觉得不太方便。

尤其是在大四去到急诊科实习,她每周有两三天轮到注射室的岗位,“注射室外面的人排着队,等着我给他们打针,对护士打针的速度要求特别高。”

离开护理岗位的四年,她有时看到各地欢送抗疫医疗队的视频,内心还会涌起一股暖流。但她也喜欢现在的平凡。

刘磊说,护士的工作“偶尔治愈,常常帮助,总是安慰”,医院是一个见证世间冷暖的地方,但有多冷就有多暖。

(文中受访者为化名)